开始之前，先说几句：首先向各位道歉，介绍叔本华的第二期拖了这么久还没有写出来，我一直很想写的尼采（之前计划放在第三篇）也一直搁置着。一方面我自己卡在了在康德的主观演绎上，我觉得在自己都没有理解清楚之前不应该宣扬自己一知半解的观点；另一方面我的兴趣最近转移到了别的方面，最近一个月在忙着备考心理咨询师资格证书和学摄影、学ps，对哲学的热情有些冷却了。但我也不舍得放弃这个哲学专栏的计划，所以尽管大概会拖更，但我还是会写下去的。

这期应该算是临时加更，一部分是因为我的兴趣方向让我越来越注意到现代社会日趋严重的心理健康风险，此外也是因为我自己的一些个人偏好。现代文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物质富足和个人自由，但精神的解放也导致了文明内核的空虚：生活的许多传统意义不复存在。我们每个人或许都面对着这样的问题：我的生活到底有什么意义？不多说题外话，让我们直接切入正题。

一般来说，对自己人生的意义提出质疑，这就是“存在主义危机”。不用急着感到失望，因为我们或多或少都会在生活的某个阶段产生这样的疑问：我们为什么要活着？生活的意义是什么？抑或是有时突然感到强烈的渺小感，生活里的一切在宇宙和历史的尺度下都显得苍白无力，那么人生中还有什么是有意义并且值得追求的呢？既然生活中的一切都显得空虚乏味，这些事情“又有什么意义呢？

(资料图片)

通常被尊为第一位存在主义哲学家的索伦·克尔凯郭尔（Soren Kierkegaard），活跃于1843至1855年间的丹麦哥本哈根。他是一位基督徒，但他激烈地抨击那个时代的基督教（因为他是一位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他观察到，自己所处的时代中抽象的概念正在被滥用。人们在理论层面空谈，躲在一系列空洞的概念背后，却忽视了这一切在一个活生生的人身上意味着什么样的真实责任。他认为，生活的核心应当是充满个人激情的选择。我们不应该寄希望于一种外在的价值判断来告诉我们如何做决定，而是应当遵从自己的激情，为自己做出选择。他也以“信仰的飞跃”的说法而广为人知：有些行为（对他而言最主要的就是，追随上帝）并不会有一种符合理性的理由，我们必须放弃一味寻求理性的判断，自己为自己的选择负起全部的责任。克尔凯郭尔无疑最早意识到了自主选择的重要性。

德国哲学家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因其激烈的观点和风格强烈的文体而更广为人知，也是我个人而言最喜欢的哲学家。德国精神病理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最早使用“存在哲学”（注意并不是存在主义）这个词，他也最早意识到，克尔凯郭尔和尼采——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和一个激进的无神论者——的思想本质实际上比任何人都更加接近。

不同于克尔凯郭尔，尼采是一位无神论者。大家或许都听说过尼采“上帝已死”的预言，但他更多的是心怀恐惧地说出这句话：他观察到基督教信仰体系的瓦解，因而西方传统的伦理道德、社会观念和价值体系都会随之轰然倒塌。因此尼采一生都致力于发现一种新的文化，能够构建起一个全新的价值体系。

尼采的思想大概可以浓缩为这句简短的格言：“成为你自己！” 他接受了叔本华对于生活无意义并充满痛苦的基本假设。从这个角度出发，叔本华的哲学走向了反抗基本人性的苦修道路（尽管他本人生活放荡不堪），而尼采更主张创造性地接受自身的一切。尼采的一生充斥着强烈的痛苦和孤独，或许正因如此，他的哲学关心的是伟大而不是善。伟大意味着接纳并利用苦难，而善仅仅是消除苦难。真正强大的意志应当直面一切痛苦，对生活的真相——即便它可能丑陋又可怖——也能够欢欣鼓舞地永远说“是”。忠于尘世，接纳你自己的原本面目，“成为生活的诗人”，艺术性地接受自己的性格，成为你自己。

尼采的思想有一种令人震撼的力量，也很有吸引力。这像是一种悲壮的英雄主义，却也令人望而却步。我们在生活的意义上可能有万般分歧，但追求幸福应该是我们的一种本性。尽管尼采强调激情、快乐和狂喜，但他生活中的痛苦最终令他自己都精神失常。维特斯坦根（Ludwig Wittgenstein）有时被称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但他也因神经质的性格和深重的阴郁和痛苦气息而广为人知。据说他临终前曾说，“告诉人们我拥有精彩的一生(tell them I had a wonderful life)”。 即便抛开生活的意义不谈，很难相信这样的生活会符合我们所追求的幸福。这里实际上涉及到了幸福的两种最广泛的歧义：情绪状态理论和生活满意度理论。

幸福的情绪状态理论认为，幸福就是指拥有良好的情绪状态。“良好”可能会显得模棱两可，但我们对情绪状态是积极还是消极都有一套大致公认的评价标准。我们至少可以说，“良好”意味着积极的情绪状态明显多于消极的情绪状态。但假想下面一种情形：

A过着相当积极的生活，在大多数时间里，A心情很好，面带微笑，并且由衷地感觉不错。A相信自己的生活相当顺利，对生活也感到满意。A有丰富和健康的社交生活，与朋友和同事的关系融洽。然而当一天结束，独自一人、手头没有工作的时候，A常常会感觉十分抑郁，甚至会在夜里崩溃落泪。这种状态已经持续好几个月了。

尽管A的生活里积极的情绪明显多于消极的情绪，但我想没有人会认为A是幸福的。按照心理学的理论，心理活动很大一部分都是无意识的。因此我们的很多情绪状态也是无意识的。当我们闲下来时，无意识的倾向可能会影响我们的情绪状态。无意识情绪更加积极的人，更可能体验到更多的快乐。这一点称为“心情倾向”，意味着在相同的情境下，我们更倾向于体验哪一种情绪。

尼采如果有机会回顾自己的一生，我想他一定会认为自己的一生是幸福的。一个人是否幸福取决于他或她对自己的生活是否满意，这样强调个人评判的定义称为幸福的满意度理论。然而这样的定义会造成一定程度上的混乱，因为大部分人在真正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都不会真的感到对生活十分不满。生活有苦有甜，难以衡量，只要依然可以忍受，很多人都会表示已经足够好了。回想尼采或是维特根斯坦的例子，在我们希望自己、或是自己所爱的人“幸福”时，很难想象我们所想的会是这样的生活。生活本身就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击碎了我们不切实际的幻想，教会了我们不去追求不切实际的目标。我们评价对生活是否满意时，很可能已经习惯性地处于一种“退而求其次”的状态。除此之外，以满意度衡量的幸福也不具备“追求”的价值：按理说总有比当下更差的生活，任何人都应当立即感到满足。

然而这是否是对尼采“忠于尘世”信条的根本反驳呢？其实也并非如此。尼采强调的是接纳此世，而接纳痛苦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毫无疑问，我们大部分人的生活都不会像他那样充满强烈的痛苦，逃避或是接纳生活与我们的情绪状态并无联系。下来让我们把目光挪回存在主义。

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或许是最重要的西方哲学家之一，也是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之一。海德格尔追随胡塞尔的现象学，同时也（或许）是最晦涩的哲学家之一。他在1927年出版的《存在与时间》中将人的存在称为“此在”（Dasein），并提出了此在的存在先于本质这一说法，此后这一主张常被用来概括存在主义的思想核心。存在先于本质意味着我们存在的意义并不被预先决定。海德格尔还提出了此在的时间性，我们始终对生活前方的终点（死亡）心怀恐惧，这为我们充分利用当下提供了理由。他还指出，此在的本质就是“烦”（Sorge），或者理解为“焦虑”，这一点与克尔凯郭尔一脉相承。人或许是唯一始终活在死亡阴影下的生物，这不是一种压力，而更像是一种动力。

海德格尔填补了存在主义在形而上学的缺口，将存在主义从一种模糊的文化立场汇聚成了清晰的哲学流派。存在主义思潮发展到这里已经万事俱备，即将到达顶峰。

1940年6月22日，法国正式向德国签署投降书，德国占领巴黎。但仍有一些勇敢的法国人建立起长期抵抗德国的地下组织。生活提出了此前从未有过的问题：谁足够勇敢，愿意为自由奉献生命？又有谁放弃原则、背信弃义，向侵略者出卖同胞？正是在战争的背景下，最著名的存在主义哲学家，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创造了“存在主义”这个词。

萨特的哲学通常被视为存在主义的典范。其他哲学家之所以属于存在主义传统，都在于他们与萨特在某些主题上的共鸣。萨特哲学的核心是无尽的自由和无限的责任。萨特经历了战火纷飞的年代和巴黎的德占时期，这样极端的经历让他坚信，人的意志自由是无限的。我们或许不能决定自己所处的处境，但我们始终有无尽的意志自由，永远可以“否定”当下的处境，并尽力去改变。因此，我们要对自己的生活负起全部的责任。

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接受了胡塞尔对于“意识总是指向某个对象”的说法，而意识总是在想象与现实不同的场景，因此我们总是处在“超越”自我的过程中。我们总是处在如下的对立当中：一方面我们总是处在诸多不受我们控制的事实构成的环境里（“事实性”），另一方面我们又总是有超越事实、做出选择的能力（“超越性”）。我们可能发现自己出在各种不利的环境中：身体欠佳、家庭破裂或是观念冲突等等，但这一切都取决于我们究竟如何利用这些事实，以及我们对待它们的态度。我们可能觉得自己受限于某种固定的社会角色，但我们总是可以超越这种身份。我们如果假装自己是所扮演的角色或是自己处境的俘虏，那就是在“自欺”。当然，如果我们刻意忽视客观因素，那我们也是在自欺。我们都一直在试着定义自己，但实际上我们从来不会是“完成的”，我们一生都在不断地塑造自己。人有塑造自己的自由，也因此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起责任。萨特早年曾用过更为自信的口号：“人造就他自己”。

还有必要补充的是，法国存在主义的另一位领军人物，阿贝尔·加缪（Albert Camus）。加缪受海德格尔影响，并从他那里借来了“被抛于世”的说法。但不同于海德格尔和萨特强调人赋予自己意义，加缪断言这个世界是“荒诞”的，并断定荒诞代表了整个存在主义思想的核心。虽然加缪的这种概括大概是错的，但荒诞一词的确很好地形容了现代生活的重大危机：我们对于理性和正义的追求，与“漠不关心的宇宙”之间的强烈冲突感。在更宏观的视角下，我们的一切诉求乃至生活本身都显得无比渺小。

加缪与存在主义的联系在《西西弗斯的神话》中得到了体现。西西弗斯出自古希腊神话，他触怒了众神，因而被惩罚将一块巨石推到山顶。而巨石被推到山顶后就会滚落，如是循环，永无止境。加缪从中看出了我们每个人的命运：我们日复一日对抗沮丧，却永无宁日。加缪进一步提出，哲学的首要问题是生活值不值得过的问题（因此自杀是唯一严肃的哲学问题）。西西弗斯投身无意义的事业，使其变得有意义：

“如果每一步都有希望支撑着他，那他的苦难又源自哪里？……无能为力又在反抗。……造成他痛苦的洞察力同时也完成了他的胜利，没有轻蔑克服不了的命运。……登上顶峰的奋斗足以充实人的心灵，应当设想，西西弗斯是幸福的。”

加缪的另一部代表作《局外人》中，默尔索却又全盘接受了生命的荒诞，对一切都不做判断，或者说，极度麻木。小说的结尾处默尔索却又突然觉醒，期待人们“仇恨的喊声”。这是一个糟糕的结尾，体现出加缪对待荒诞的态度似乎也举棋不定。西西弗斯接受了生命的荒诞，但他的胜利是靠着嘲笑众神。他对荒诞的接受沾上了怨恨与苦涩吗？接纳还是反抗？加缪的态度模糊不清。

我们同样不应忽视波伏娃的地位。西蒙娜·德·波伏瓦 (Simone de Beauvoir)是位哲学小说家，她与萨特同样强调自由，以及对自己所是和“成为其所是”的责任。在《模糊性的伦理学》(Ethics of Ambiguity, 1947)中，她比萨特本人更清楚地阐明了后者哲学的伦理意蕴。波伏娃提出以下这个重要论点：处境的“模糊性”总是破坏要求“正确”或是“错误”答案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波伏娃总是痴迷于受到社会遗忘或拒斥的敏感话题，因此，她成了当时最具争议的作者。值得注意的是，她对自己身处的社会（实际上是所有社会）几乎不关注作为人类组成部分的女性所遭遇的问题和不平等感到震惊。同样，在生命的晚年，她抨击人们对注定到来的衰老无动于衷，为此，她就这个主题写了两本书，分别是《人都是要死的》(A Very Easy Death, 1964)和《晚年》(Old Age,1970)。波伏娃对哲学和社会思想最具持久性的贡献，是关于整个哲学史向来忽视的主题的革命性论述：作为女性意味着什么。在《第二性》这本书中，波伏娃开启了当代哲学中的最具活力的话题，即关于性别的重要性。

到这里，存在主义发展的主要脉络已比较清晰。串起漫长的存在主义传统的主线，就在于对“本真性”的追求。作为首位存在主义者，克尔凯郭尔就指出，我们真实的自我并不同于社会的自我，而我们的选择都应当基于这个本真自我。这一将真实自我与群体和公众对立的主张被尼采接受，克尔凯郭尔和尼采又深深影响了海德格尔。海德格尔将这一思想形而上化，使之成为了现代存在主义的基本思想。

本真性要求我们对自己诚实，这一思想甚至可以上溯到苏格拉底。存在主义关注的就是接纳真实的自己，并投身于真实的生活。存在主义者的关注点各有不同，克尔凯郭尔和萨特强调个人的选择，萨特、加缪和海德格尔强调自己赋予生活意义，尼采和克尔凯郭尔又强调真实的自我，加缪、萨特和尼采又都强调投入生活。

存在主义还有着一种对个人的关切：无论是个人能力还是个人责任。他们往往对那种吞没个体的公共群体或力量怀有顾虑甚至敌意，尼采曾言辞尖刻地攻击“畜群”，克尔凯郭尔也对集体吞噬个人角色表示反对。存在主义者们彼此各不相同，而且出于他们的个人主义立场，他们许多人都认为自己从未参与任何“运动”。

存在主义的主张也远非纸上谈兵。现代文化（至少在西方）深刻地受到存在主义影响，存在主义对于人性的“发展的”视角也在心理学理论发展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阿德勒疗法是现代最重要的心理咨询流派之一，它的核心思想之一就是，我们既是人生的创造者也被人生所塑造。我们主要的内驱力，就来自我们意识中潜在预设的一个终极目标。阿德勒疗法也强调人的社会向度，我们投身于生活的积极性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我们的心理健康水平，这与尼采忠于此世的主张又十分相似。

存在主义疗法几乎直接根植于存在主义哲学，近年来正在迅速发展。存在主义疗法承认个体的孤独、疏离和无意义感，存在主义疗法取向的咨询师会培养来访者的自我觉知能力，让来访者意识到自己的局限，也领会到自己的自由。存在主义疗法会像萨特那样强调为自己的现状勇敢地担起责任，并告诉来访者，意义是寻求的产物。寻求意义的过程就是意义，而且我们应当自己为生活赋予意义，自己决定如何去生活（加缪和克尔凯郭尔）。存在主义疗法的核心就是让来访者体会生活的无意义感，并学会去应对它。存在主义焦虑产生于面对选择的自由和责任、寻找生命的意义以及思考死亡的时候。咨询师会让来访者明白，焦虑是一种基本的存在方式（克尔凯郭尔，以及萨特的“烦”），我们应当学会去接受并与之共存。正视存在主义焦虑意味着将生活视作一场冒险，而对死亡的沉重恐惧将会迫使我们直面现实，从而更好地活在当下。

行为疗法和认知行为疗法是现代心理咨询的半壁江山，而它们——以及阿德勒疗法——都接受了萨特的这一观点：我们的情绪反应并不是由事件本身引起的，而是由我们事后对事件所采取的反应态度引起的。我们对事件和情景解释，导致了我们的心理问题。认知行为疗法的核心观点就在于改变信念和认知，进而对来访者的行为产生影响。认知行为疗法是一种严密的循证疗法，已经有充足的案例证实了它的有效性。

长久以来，大众对存在主义的理解都存在着明显的误差。它混淆了对宇宙的“无意义”的强调与对绝望或“存在的焦虑”的提倡。甚至加缪也认为，荒诞不是绝望的通行证,而尼采则提倡“快乐”。克尔凯郭尔书写“福音”，对于海德格尔和萨特来说，备受颂赞的焦虑情绪是人类境况的基本要素，是自由和自我意识的象征，而不是绝望的理由。特别是，在萨特看来，存在主义的核心既非阴郁，也非无望, 而是重拾作为人的意义的信心。

存在主义将无意义和焦虑作为一种固有的时代特征而接纳，为我们在这个价值缺失的时代指出了一条新的存在之道。但任何哲学都不是一份充满说教意味的规定，我们阅读这些哲学大师也不是为了成为他们的模仿者，这也违背了存在主义“本真性”的初衷。哲学经典都只是一张地图，一座灯塔，而真正要在思想的海洋上航行的依旧是我们自己。

参考资料：

罗伯特·所罗门，凯瑟琳·希金斯著，梅岚译.《世界哲学简史》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7

Gerald Corey,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y, Tenth Learning, 2017

Daniel M. Haybron, Happiness: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罗伯特·所罗门，凯瑟琳·希金斯著，张卜天译.《大问题：简明哲学导论》第九版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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